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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公子无忌

  (本文刊发于《中国经济周刊》2016年第19期)

  5月9日,《人民日报》头版的1/3和二版整版再次被“权威人士”占领,算下来总共1万多字。

  从去年5月到今年5月,整整一年的时间,“权威人士”共以此种方式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出现过三次:2015年5月25日、2016年1月4日和5月9日。

  三次背景

  权威人士每次出现都有背景。

  第一次的2015年5月25日发表前不到一个月,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了经济形势;今年1月4日前不到一个月,中央经济工作会召开;这次发表前10天,同样是中央政治局分析经济形势的会议。

  再具体一点看文章内容可知,第一次权威人士登上《人民日报》头版,回应的首先是“经济增速回落”的问题;第二次,恰逢年初股市动荡、国际市场波诡云谲之际,同时也有“供给侧改革”成为最高层经济话语的背景;第三次,则以回应第一季度经济数据开题。

  说得直白一点就是,在党中央机关报上出现的“权威人士”对经济形势的论断,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作最高层对经济的判断。

  但不同寻常处就在这里——按说,中央对某一事项的定调,出现一次就已足够。一年之内出现三次,足见重视程度;但反过来也证明,某些论断并未得到足够的回应,还需要进一步申明。那么,这种申明是说给谁听?

  两种听众

  在侠客岛看来,权威人士对经济形势的论断每次出现,都是说给两个群体听。

  第一,讲给市场听。告诉市场,高层对经济形势怎么看,下一步怎么干,未来走向如何,帮助他们分析经济和市场走势。在信心比黄金金贵的今天,这一点尤其重要——看看每次具体政策出台之后的股市走向、资本动态就可知。

  第二,讲给各级具体操盘手,也就是各级党政干部听。中央的精神是什么,该怎么干,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。

  从这两点入手,这篇长文就容易拎出干货,也容易理清思路。

  给市场之一:定力

  讲给市场听的话,洋洋洒洒很多,归结起来就一句——我们不慌,你们也别慌。要跟我们一样,有定力,有信心。

  “不慌”,首先体现在对局势的判断上。继上一次对中国经济走势是L型还是V型的判断没有明确之后,这一次非常明确:不可能是U型,更不可能是V型,而是L型,并且这个L的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。

  U也好,V也好,都有触底反弹在里面,且反弹后到达的点位可能跟下跌前近似。但L型不同,首先要经历一个探底的过程,然后长期在低位发展。这和新常态的判断不谋而合:中国经济的增速调低挡位已经是中长期走势。

  虽然如此,但文中的淡定情绪还是很明显,也就是战略的定力:“对一些经济指标回升,不要喜形于色;对一些经济指标下行,也别惊慌失措”,“即使不刺激,速度也跌不到哪里去”。

  以往高增长,目的在于保就业。但在劳动力绝对数量连年降低、新增毕业生数量也下降的情况下,就业的压力已经有所缓解。比如2014、2015年,即使增速下降,就业的预期目标依然超额完成,因此中央有足够的底气——再直白些说,只要就业稳定,社会就是稳定的,政策就有回调余地。中国这么大,潜力和韧性依然可期。

  这种淡定也体现在,即使一些企业和地方出现了“分化”——有的企稳回升,有的经济依然困难,但也“不是什么坏事”:“无论是地区、行业还是企业,总有一部分在‘二八定律’的分化中得到‘八’的好处,脱颖而出,前景光明。还有一部分,尝到苦头,但也汲取了教训,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”。

  给市场之二:稳政策

  给市场的信心,同样出现在“稳政策”的表述中,也就是这次新出现的“预期管理”话题。预期,说到底是市场的预期、民众的预期。

  要稳定预期,首先是稳定政策,宏观政策不能摇摆。比如,在强调供给侧改革的今天,如果还是走需求刺激的老路,“市场就会担心迟疑、无所适从”,判断就会发生更改;同时,政策出台要有沟通、要有前瞻性引导,“避免一惊一乍、不搞‘半夜鸡叫’”。

  权威人士此次给市场吃的另一颗定心丸,是给企业家的:“让企业家既有‘恒产’又有‘恒心’”、“不要盲目翻旧账、使创业者有安全感”。这里面的话,稍微一品便知味道。

  给官员之一:要改变

  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,官员群体起了很重要的作用。相对于西方多党制政体中“没有几个政治家敢于真正付诸行动”的痼疾,中国的优势就在于政策的连贯性。但同样,在新的经济形势下,这一群体也需要改变。

  首先要改变的,是过去的一些思路和做法。这些做法可能在以往有效,但现在不再有效;或者短期也许有效,但长期不符合方向——这也就是新常态给官员群体提出的更高要求。

  第一种要求,就是避免“短期化”、避免“不适度”。

  短期化的典型例子之一,是楼市。这次权威人士非常有信息量的表态之一,是要让股市、汇市、楼市“回归到各自的功能定位”“不能简单作为保增长的手段”。

  众所周知,一季度经济反弹,之所以不能简单用“开门红”“小阳春”等概念来形容,原因之一就是房地产在此中起的所用。而楼市的功能定位是什么?房子就是让人住的。因此,“要通过人的城镇化‘去库存’,而不应通过加杠杆‘去库存’”——这句话已经很明白了,通过一些手段降利率、加贷款等加杠杆的方式去库存是不可取的,根本性的是让更多的人进城、有房住、有配套,这才是去库存的根本要义,而不是让更多的人盲目去做接盘侠。

  “不适度”的另一个典型,是短期的刺激性加杠杆政策——所谓“短期兴奋之后经济越来越糟”,先行政策让后期买单就是如此。所以权威人士也说,“要彻底抛弃试图通过宽松货币加码来加快经济增长、做大分母降杠杆的幻想”。

  强刺激、高杠杆,可能短期内数据会很好看。但是从长期看,恰恰是掩盖和拖延了风险。权威人士说给官员听的第一点,就在于此。

  给官员之二:针对性

  OK,不搞短期刺激,不文过饰非、报喜不报忧,那么该怎么做?

  说给官员听的第二点在于:政策要真正具有针对性。

  比如,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重要一项是市场出清、清理僵尸企业。那么,怎么做?毕竟,这些企业虽然效率低下,但短期内清除这些,可能影响地方的GDP和财政收入,也可能带来就业和稳定的问题。怎么办?

  “针对性”体现在一句话:不能动辄“债转股”、不要搞“拉郎配”式重组。如果把所有的企业都一刀切式地债转股,反而给银行带来巨大压力、影响真正的效率提升,实际是把包袱甩给了未来。这次权威人士也看到,上一轮国企改革10多年后,国企人浮于事的现象依然严重,职工“下不来”“裁不掉”,企业办社会、政企不分、企社不分的问题依然突出。

  换句话说,这一轮经济形势下,官员可能面临的是真正的考验。

  这种考验体现在:一、首先要适应新型的政商关系,要“亲”但更要“清”,效率和廉洁必须并重,吸取过去改革草莽时代的教训;二、在管理内容上,增长、稳定、去杠杆和产能等问题需要通盘考虑,必须仔细、专业而又审慎地面对多种问题;三、在管理方式上,一刀切、行政化的方式可能都需要改变,必须同时妥善应对上级的压力、市场的预期、民生的诉求、地方和部门的实际。

  这很难,但容易的事情大家都会做。

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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